《夜行貨車》（02114501）

1. 來自南部代表鄉土與本省人的詹奕宏，父親從大陸遷台代表外省人的劉小玲和被抹去出生地背景、像是扎根於現代都市而充滿商業氣息的林榮平相遇在台北。陳映真筆下以華盛頓大樓為中心的台北，儼然一幅以各種鮮明顏料與素材塗抹至看不見底色的圖像，它接納隨全球資本主義擴張而來的跨國公司，並伴隨由此生產方式而生的階級關係；它包容日本殖民遺留的溫泉山區，以及本地經營者對殖民者不地道的佯裝諂媚生存策略；它吸引來自島內外、城或鄉的各異族群，引發彼此對台灣及台灣人不同認知的必然衝突等。這一大熔爐的原本樣貌已不可知或不需知，但當我們藉助《夜行貨車》的縮影面對各種因素交雜的台灣七〇年代社會時，該如何在時隔近四十年後的二十一世紀認識它？又何需認識？以下試由分析小說中的兩個人物來回答以上問題。
2. 情愛是永恆的主題，陳映真借感情貫穿三人成為主線，但或許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旨在鋪陳情感底下暗湧的時代氛圍對人的形塑與影響，筆者試從具體情節切入，一窺其支撐力量。林榮平面對不與劉小玲結婚的質疑，苦痛地說：「我不是不願意承諾，感情的事，不那麼簡單。你明知道的。」中「我不是不願意承諾」十分微妙，其既沒有承諾，也並非已有承諾，而是游移、徘徊在兩者之間的曖昧，是帶有溫情體貼的冰冷拒絕。他拒絕的原因被劉小玲一語道破「從前你說你的社會、你的孩子、你的家族——其實還有一件是你沒說的：你在公司新得的地位。」林榮平身處七〇年代跨國公司的高位，徑已是資本主義遊戲規則下的勝利者，他對自身的認知早與該體制融為一體，且那是他心念與理想的最高位階，家庭、情人只不過是排序在後的替補對象，就如他出軌、與上司調侃劉小玲的身材與趣味，皆是滿足自我或是討好階級高者以獲讚賞的伎倆。然而回看他冰冷拒絕的溫情包裝，卻也並非只是安慰劉小玲的口頭把戲，他確實思念與愛戀過她，也曾為上司調戲劉小玲感到憤怒，但這層感性絕對敵不過他理性知悉自己視現實所擁有物質地位為優先的野心，但他卻又為自己所渴望擁有的地位感到羞恥而不得不向劉小玲表示愧疚，於是便說出那句似是而非的話，以消弭內心中拉扯與掙扎的不安。而最終他還聲稱要為劉小玲和詹奕宏安排更好的工作，事實上只證明林榮平與他人的關係唯有把他人當做可交易的物品附著於金融市場才能為他自己所理解。這是受到資本主義極度異化而不自知的表征，婚姻的價值可置於出軌的激情與快感之後，肉體可用一宿的旅館價格買賣，友誼可像貨幣一樣流通，一切自然而然，一旦有一絲愧疚即以本不重要的因素顛倒觀念說服自己，並信以為真、自我感動，以消弭可能源自人本性的反抗與真實的苦痛。林榮平是完全服膺於資本主義體系下的傀儡現代人，卻也是看不見價值，沒有靈魂的行尸走肉，他不僅未曾反思自身，還以溫情脈脈的體貼作為自我說服而可更加不負責地任自墮落的策略。雖然這也是不曾自省的結果，卻是比起了解並大方承認自身即為資本主義奴役的勢利者更為可悲的處境。
3. 詹奕宏三次所見所想的夜行貨車是該小說的標題，或許也是陳映真所關注的重點。它第一次出現在詹奕宏得知懷孕的劉小玲收到移民表格後忿離她家，被平交道上的夜行貨車攔下；第二次是在詹奕宏後來想念劉小玲時，腦中浮現出往他南部家鄉駛去的夜行貨車；第三次則位於小說結尾，劉小玲答應詹奕宏求婚並與他一同回鄉之時。三次唯一不變的皆是夜行貨車那黑色的、強大的、長長的形態，而它在本文又象征著什麼？詹奕宏的人生承載了貧窮父母親渴望富足生活的期待，他雖心有不滿而仍奮力考試工作，被逼到無路可退的他憤世嫉俗且虛無，他不以在資本主義社會佔有一席之地為目的卻也沒有其他可追尋的信仰，只得緊緊握住僅有的身份認同，即來自南部故鄉的台灣人意識。就像他嘲笑電視劇中的台灣人不是憨就是癲，並問「如果一個外省人從小到大從這種電視劇中去認識台灣人，那麼在他的心目中，台灣人是什麼樣的人？」的好奇，又如他聽到摩根索先生談論「SOB說，我們多國公司就是不會讓台灣從地圖上抹除……我們美國商人認為台北比紐約好千萬倍，而你們他媽的中國人卻認為美國是他媽的天堂。」詹奕宏立刻辭職並強硬要求對方表示道歉。這裡或許有他自認是台灣人，急慾撇清與中國人身份的澄清，也有對異國資本主義主管盛氣凌人、居高臨下地認為只有跨國公司才能讓台灣有國際地位的不屑。簡言之，他感到自己作為「台灣人」的尊嚴受到了傷害，並且他和他的同胞不應該受到此種看法和行動對待。然而，詹奕宏似乎並沒有明辨自身的「台灣人」概念和意識具體是什麼，也不打算追問自己這個問題，只需把那意識簡單地註記為區別於外國人與外省人的符號，最後帶上那可能會被家人嫌棄的外省未婚妻回家鄉結婚，回到那流通於故鄉的粗略台灣人意識當中，如同那輛夜夜兼程開往南部的貨車。然而，詹奕宏可知那從台北出發的貨車裝載的並非只有鄉愁，還有勢不可擋的資本主義洪流、城市生活方式的入侵、族群間認同的衝突或互融，那黑色的、強大的、長長的夜行貨車或許早已將他心中的故鄉變得面目全非？鄉愁不再、認同割裂，那麼逃遁回出生與成長地的意義何在？無非是找到令人失望以至絕望的身處原鄉的異鄉感罷。而結婚也只是隱匿到私人生活當中，期待美好日子將使自己不再困惑，所有問題還未解答就已被放棄，曾經因尊嚴受損而激起的抵抗又該何處安身？
4. 順從資本主義體制和逃離到私人生活是林榮平和詹奕宏面對現實的態度和作為，即使在四十年後的今天，他們的選擇又何嘗不是更多人宿命？無法也無需批判地自省，便無從認識眼前的生活，如陳映真在《資本主義與西洋文學》末談到「一個人連自己都找不到了，他怎麼去描寫其他人呢？」不知應當如何為人，更不必談關乎眾人的政治，怯懦地躲在看似美好卻虛幻過時的詞語背後，政治學只會淪落至自娛自毀的境地。世上並無美麗新世界，除非持續地反省和認識自己，否則他便沒有能力面對真相下的嚴酷世界，也沒有資格聲稱自己曾受過政治學訓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