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農莊》語言與政治秩序

1. 人類若在原始狩獵時期單獨行動以求果腹生存，需完全依靠個人力量追擊獵物、抵禦猛獸，而群居生活能集眾人之力分工合作，狩獵將更加順利，若有土地耕作，彼此協作亦有助於提供穩定的糧食產量，群居是為優勢的生存方式延續至今。而語言則產生於人群居過程中與其他人交往、聯繫的需求，此需求最初來源於生產的必要，即以耕作為生產方式建立的人群關係，因而彼此溝通的語言就奠基於最基本的物質生活，無法脫離人的生產方式及隨著而來的生產關係，其必然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這也意味著語言跟隨情勢發展而變遷，新的語言或話語將不斷產生，進而創造自我主體、形塑新關係以規範社會生活，而政治秩序也在變動中顯現輪廓。
2. 「狡詐的統治者發明新語言、製造新話術愚弄受統治者，讓他們心甘情願維持舊有秩序受盡壓迫。」是對該小說淺薄的解讀。老少校（Old Major）開篇以動物們的勞動境況為主題，講述主人和它們在生產過程的分工付出及收穫不對等，從屬關係乃建立在人類剝削動物勞力之上，唯有打破這種關係、驅趕人類，動物才能自由富足地當家做主。此可見，語言並非憑空捏造出來的新發明，而是連接人類物質活動與主觀感受的中介物，更一步說，其本身即為源於生存的物與意識的統一體。當老少校的話觸及其他動物的生命經驗，並由此引發共鳴與思想的變化，語言在此又產生了改造與實踐的性質，進而觸發後人的革命行動。革命意外成功後，「七誡」作為語言的一環被視作律令寫在墻上，其形式上與老少校的頭骨一樣，皆是以儀式瞻仰的對象，而本質上則成了永久的真理話語，是不可逾越的規則。「七誡」之於莊園和動物如同憲法之於國家與人民，本是人民意志的表達，但或許也可經由解釋、評論、修改而延伸其本不包含的概念與多重意義，沉默的「七誡」因而有了無限談論與運用的可能性，並在變化中繼續維持至高合法性。此時，語言因其性質不僅穿透動物的日常生活，更成了權威的神像，其雙重性質是統治者與受統治者的共同展演，而非單向度的操縱和愚弄。
3. 然而，如果說語言與生產關係密切相連，當拿破崙（Napoleon）和豬群掠奪其他動物的勞動成果，成為新的剝削者，它們的生產關係已不同平均分配，為何聲稱平等仍能被其他動物接受？原因在於平等僅屬不可見的概念，其內涵被不斷置換、創造，與不同的事物產生連接，但唯一不變的是「平等」已成為了象征性的符號，其必然聯繫美好，無論其指涉對象為何。比如小說中它曾指相同族群內的地位關係，非族群內部的階級關係，其反抗的對象是外族——人類。如拿破崙起初反復強調人類作為敵人隨時準備破壞莊園，引起動物的恐懼和憤怒，同仇敵愾的情緒或理念一定程度掩蓋了內部矛盾，削弱了靈敏的知覺，對內的團結轉化成彼此可接受的平等。再者，也指階級關係並非剝削，因為豬群是腦力勞動者，比其他動物耗費更多精力管理莊園，收穫也應當隨著付出變多而增加，食物分配不均才是平等的體現。
4. 在此，由於話語權掌握於豬群手中，詞的抽象化使語言與生產關係出現裂縫，權力則在縫隙中創造更多抽象詞彙與物質的聯結，按照目的明確區分事物差異，劃定界限並使之維持各自的特點，藉由語言重新統合人的物質實踐與意識，人被改造了，並且渴望以思想改造現實，卻不問強加於語言的暴力與之隱而不現的秩序作用。這種秩序鑲嵌於語言中，展現在合法修改的「七誡」與人的物質、意識，新的「人」出現了（不管是瞥見歷史的人已經遺忘過去，或是新生嬰兒剛誕生於世上），他們反對舊有秩序而創造更嚴厲的新秩序加諸自身，受剝削卻常深感自由。